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新近又有大动作。
近日，两份重要文件先后印发。一份是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以下简称《适应战略2035》），对当前至2035年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作出统筹谋划部署。
另一份是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出系统部署。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下一步，要继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持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煤炭消耗显著下降
公开资料显示，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全球变暖的趋势不断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出增多增强的趋势。过去50年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的灾害占所有自然灾害的50％，死亡人数占比45％，经济损失占比74％。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灾害损失增加7倍多。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中期和长期风险之一。
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据赵英民介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2024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3.8％，比2005年下降50.3％。
2024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2005年的72.4％下降至56.0％，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6.6％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0.6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44.8％，其中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突破3亿千瓦，稳居世界首位。与此同时，2024年，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收官，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
“低碳试点示范和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不断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持续提高，全社会低碳意识不断提升。”赵英民说。中国还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已经成为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当然，气候变化的问题依然需要重视。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研究员说，未来全球将持续变暖，且以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最为明显，陆地增温幅度更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次和强度将进一步增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总量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深，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安全造成的风险将日益增加。“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变暖趋势甚至会延续几百或上千年，所带来的极端事件和缓发不利影响，作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风险。”巢清尘说。
适应减缓协同并进
为进一步强化我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举措，提高气候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近日《适应战略2035》发布。
这不是我国第一次发布相关战略，早在2013年，我国首次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巢清尘分析说，与2013年的相比，《适应战略2035》在基本原则上更加突出了预防为主，树立底线思维，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气候韧性。更加突出适应行动要基于科学评估，要强化系统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等重大规划有机衔接。更加注重统筹联动，坚持适应和减缓协同并进。在目标设定上进一步细化了分阶段要求，明确了2025年、2030年和2035年主要目标。
《适应战略2035》还以更为基础性的视角强化了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明确了长期、稳定、连续和完备的气候变化观测网络在气候风险评估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了监测精密、预报精准、评估精细在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要价值。
《适应战略2035》中的另一个亮点也值得关注：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青藏八个大区，并结合各区域经济社会状况及发展定位，分别提出各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任务，为各区域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指导。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郑大玮说，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风险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气温、降水变化不同，面临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类型不同，涉及的敏感脆弱领域优先级不同。
针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这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的五大重大国家战略区域，《适应战略2035》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专设了“提升重大战略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一节，明确了重大战略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方向，对于强化重大战略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郑大玮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自北向南，纵贯东部，是我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经济和人口高度集聚；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源起青藏高原并自西向东，横跨全国，既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与上述重大战略区域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叠加，极易引起较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带来巨大挑战。
减污降碳高效协同
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对温室气体排放与环境污染物进行协同治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指出，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根、同源、同过程特性和排放时空一致性特征，化石能源消费、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等均是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减污和降碳具有一致的控制对象，两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协同推进。
“煤炭等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既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也会产生颗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说，温室气体与环境污染物具有同根同源性，而温室气体与环境污染物在控制措施方面也具有协同效应。进一步将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排措施深度融合，将加快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到质变的改善进程。
面对环境质量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压力与迫切需求，《方案》出台。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方案》锚定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双碳”目标，统筹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温室气体等多领域减排要求，在科学把握污染防治和气候治理整体性的基础上，以碳达峰行动进一步深化环境治理，以环境治理助推高质量达峰，提升减污降碳综合效能，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多赢。
这位负责人说，《方案》是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治理、形成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工作格局、助力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只有落地才能增效，推动减污降碳协同落地见效，需要在多层次、多领域推动试点的基础上，科学评价相关成效，加强基础能力建设，由点及面在全社会形成减污降碳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王金南说。
王金南表示，科技创新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核心驱动力，要围绕能源、电力、工业、交通、建筑以及生态碳汇等领域的减污降碳技术发展需要，加强科技落地和难点问题攻关。经济政策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保障，要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推动实施有利于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价格、财税、金融政策，引导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基础能力是提升减污降碳的根本支撑，要拓展完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健全排放源统计调查、核算核查、监管制度，研究建立固定源污染物与碳排放核查协同管理制度，实行一体化监管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