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生产了大量依赖高能耗的低附加值产品，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碳排国，节能降碳任务相当艰巨。产业园区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论发展什么产业，政府都习惯把园区作为载体或政策“抓手”。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园区依然需要承担关键角色。据说，这是因为有一项2015年的研究表明，1.5万余个产业园区的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约31%。

中国已经建立起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体系，包括对产业园区的相关要求。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提升产业园区循环化水平；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选择10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试点城市和园区给予支持，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为全国提供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也提到，打造绿色低碳工业园区，到2025年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碳达峰优秀典型经验和案例。在此背景下，很多省市也纷纷打造绿色低碳园区。

低碳经济概念由来和发达国家实践

为什么要突出产业园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纵观全球，看看别的国家是如何进行绿色低碳实践的。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K. Boulding）就提出“循环经济”理念，认为只有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地球才能生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定义了“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D. Pearce）在1989年的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和1992年的文章中写道：破坏环境和耗竭资源的活动代价应列入国家经济平衡表，而实施“绿色经济”政策，通过征收环境税和可交易污染证等措施，可以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2003年，英国政府在《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了“低碳经济”。联合国环境署2008年在绿色经济倡议中激励政策制定者支持环境投资，后来，进一步提倡包容性绿色经济，使绿色增长具备社会包容性，各国都有机会并负担得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制定了绿色增长战略，包括实用的政策框架，例如，把绿色增长政策和减贫目标相结合。

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实践包括构建制度、发展绿色金融、开发低碳技术、推进技术应用等。低碳发展有立法保障，如英国《气候变化法》、美国《能源政策法》和《低碳经济法案》。减碳的办法，包括应用可再生能源和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能耗而高增长的产业等。在利用法规、税制等手段的同时，发挥公民、企业和社会团体的主动性。例如英国的学校从娃娃开始培养环保意识，政府鼓励公民在住房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为墙体加保温层等，并进行补贴。

与园区有关的是“生态工业园区”，其经典案例——卡伦堡工业共生体系是从1950年代以来自发形成的。在这个丹麦小城，几家工厂的管道互相连接，实现了废物和热能的循环利用。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规划建设了生态工业园区，通过区内企业之间达到物质能量交换的闭路循环，从而实现降碳目标。在实践中，生态工业园区的目标与园区内企业盈利目标很难统一，这是因为，企业通常在选址决策之后才考虑同周边企业进行物质能源循环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园区需要对那些具有潜在的物质能量交换需求的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以构建企业的共生关系。对于企业来说，这是基于共同愿景的自觉行动。

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路径思考

与发达国家的生态工业园区不同，中国65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大部分都是经开区和高新区。其中，天津经开区的绿色低碳理念萌芽于30年前，受到了摩托罗拉公司的危废管理以及诺和诺德公司的生态工业园理念的影响。天津经开区管委会2009年开始研究低碳经济，2010年成立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这是国内第一个促进区域低碳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后来，天津经开区又创建了中日（国际）合作低碳发展示范区，启动了欧盟滨海产业共生项目等。该区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球环境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紧密合作，2024年，携区域企业加入世界经济论坛“产业集群向净零转型倡议”。

在中国，很难笼统地讲“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因为 “产业园区”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加工型的和创新型的，从村级到国家级，无论行业类别、范围大小，还是发展阶段都差异极大。在“土地财政”背景下，新建的循环经济园区、生态园区或生态城、静脉园区，绿色园区，甚至低碳园区、近零碳园区、碳中和园区、无废园区等，很多都有房地产经济的影子。有的新园区本身就是按低碳标准建设的。

如果将产业园区作为降碳任务的执行单元，则需要能源、建筑、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都做好碳减排的工作。常见的做法是，因地制宜采用光伏发电、发展“近零碳建筑”、使用新能源汽车和鼓励低碳或零碳出行、倡导绿电消费等。但是，这对于承载耗能大的生产企业的园区来说任务艰巨。

例如，纺织服装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一成（联合国环境署数据），而中国的纺织纤维加工总量占全球的50%以上，碳排放量之大可想而知，因此，纺织服装产业需要向绿色低碳转型。但这不只是园区的问题，它涉及纺织服装企业以及广大消费者，包括使用纺织品的企业、家庭和个人。

牛仔服产业被认为是高碳的产业之一，减碳压力很大，出现了代替牛仔传统水洗工艺的纤维素酶、用于牛仔布料表面燃料的高能量激光束等大量新技术。中国有多个牛仔服生产地，其中广州市新塘镇曾经占全国牛仔裤产量的1/3，其生产扩散到中山市大涌镇、佛山市均安镇、开平市三埠镇，又转移到湖南常宁市、广西玉林市福绵区等。在牛仔布和成衣的生产中，必须减少水的消耗，减少有毒化学物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常宁市的湘南纺织产业基地引入中信环境技术公司，建成了环保设施园区，使污水处理厂与洗水、印染等设施形成闭环，90%的废水经处理后可循环使用。

激发企业低碳转型动力

按理说，园区中的企业有社会责任进行节能降碳，然而，对于那些经营资金有限的小企业还不能一刀切。国家的节能降排是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2024年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到了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及相关支撑保障方案，对很多耗能较高的行业、产品和设备等制定了深入推进节能降碳的具体办法。该方案还提到，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激发市场主体低碳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及支持汽车、机械、电子、纺织、通信等行业龙头企业，在供应链整合、创新低碳管理等关键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实施中小企业绿色发展促进工程，开展中小企业节能诊断服务，在低碳产品开发、低碳技术创新等领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打造普惠集成的低碳环保服务平台，增强企业的绿色制造能力。

欧美国家提出的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绿色金融的关键指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践行了ESG理念。中国的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了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一些上市公司编制了高质量的ESG报告，完善管治架构，强化风控能力，提升应对挑战的韧性，并挖掘低碳发展的机遇。这些上市公司，应该是中国参与“奔向零碳”行动的主力。“奔向零碳”行动是由联合国支持的，于2020年“世界环境日”启动，旨在汇聚非政府参与方的行动和呼吁，激励各国政府设立更加高远的气候行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国内绿色低碳转型的几点观察

我跟踪观察过国内不少工业城镇在绿色低碳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例如，30年前，我在“中国五金之乡”浙江诸暨店口镇看到“低小散”企业将废气和污水乱排的乌烟瘴气景象，后来，该镇在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基础上，建设了友地· 金属加工生态产业园，量身定制厂房，安装了收集处理废气、烟尘和污水的设备，搭建了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平台。浙江省长兴县也使我印象深刻。2005年，我参加了长兴县铅酸蓄电池行业的整治工作。据报道，2005年至今，长兴县政府有步骤有重点地抓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2011年抓粉体行业整治，2014年开始抓耐火材料整治，2017年抓水泥行业布局调整，2018年抓纺织印染行业转型，2024年抓模压复合材料井盖行业整治，持之以恒。

另外，从资料上看，中国能源绿色转型也在加快。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上半年，中国清洁电力投资同比增长40.5%。有很多个别案例说明这一点。浙江省嘉兴港将化工园区产生的大量副产氢转为氢能，一批化工企业开展了氢气综合利用，一批氢能装备制造企业在此集聚。氢能在港区内已应用于公交车、物流车、叉车、重卡、发电等。福建省福清市和平潭县发展海上风电，并将采用海上风电电解水制氢，实现零碳能源供给。另外，中国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也在加快。据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的数据，2020年全国废钢铁总计减少碳排放3.72亿吨；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数据，2024年中国再生铝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1亿吨。

中国已对世界做出了“双碳”承诺，政府各部门也制定了很详细的行动方案，关键在于如何行动。提及“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需要结合园区的产业特点，开展生态化改造，通过相关企业合作和产学研合作，推进降碳减排技术的攻关，并生产用于降排的新产品，发展相关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技术研发、中介、法律、金融等，重塑生产网络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对于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园区来说，要执行强制性节能国家标准，并在用户节能需求的压力下激发企业的低碳转型的动力，使其自觉履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